马是中国古人的“宠儿”，几千年来备受赞誉。在中国，有一匹铜奔马，它的意义已超越了一件文物的价值：它是中国旅游的“形象大使”，足迹遍布全国；1983年，它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它曾多次登上中国邮票的封面；你也可以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广场或火车站看到它的身影。它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称“马踏飞燕”的铜奔马。

　　武威文博专家党寿山讲述道，东汉铜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千克。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飞燕背上，小飞燕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专家依据墓室中出土的“五铢”钱和文物上镌刻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等铭文，将这座古墓的年代认定为“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公元186年至219年）”，墓主人是“张某将军”。
　　铜奔马出土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在国外展出时，一度出现了“四海盛赞铜奔马”的热潮。这匹马是哪种马？第一种说法是汉武帝从西域引进的“天马”，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汗血宝马”。另外，还有学者认为铜奔马的原型是汉文帝“九逸”良马中的“紫燕骝”，以骑行速度快如飞燕得名。党寿山说，还有一种说法，凉州的文史专家称其为“鹔鹴马”。
　　雷台观的台基下挖地道发现了古墓
　　挖出了举世闻名的铜奔马
　　今年，举世闻名的铜奔马出土已经50年了。铜奔马的魅力除了在其构思巧妙、工艺卓越外，也因其身世背景极具神秘色彩。
　　党寿山回忆道，1969年9月22日，原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十三生产队社员在古建筑雷台观台基下，挖备战地道时，发现了一座有前、中、后三室，前室附有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的大型砖室墓。墓葬虽多次被盗，但墓内遗存甚多，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器共230多件，堪称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其中最突出的是99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仪仗俑，它包括各种铜俑45人，车14辆，牛1头，马39匹。这些铜马矫健雄骏，神态活泼，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青铜雕铸艺术的杰出成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举世闻名的铜奔马。
　　1969年挖战备地道的时候，也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时期，不少人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甚至有人把文物当作“四旧”。
　　十三生产队领导小组组长王红上等人，虽然不敢肯定雷台墓的文物就是“四旧”，但他们却知道这批“铜货”能卖钱，于是，在雷台汉墓发现的当天晚上，组长自己就守地道口，私下通知社员杨发财、蔡耀、朱发元，会计杨发祥，出纳、保管、原政治指导员蔡金全五人，在昏暗的灯光里，将墓中文物除陶器和大量铺地铜钱外，在毫无包装的情况下，通过墓葬前室右耳室新挖的盗洞口，移出地道，搬运到生产队库房里，倒在一种压榨食用油的木箱里，秘密封锁起来。
　　把文物从墓中移放到库房里，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二天，会计和组长商量，召集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会议，让领导们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会上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砸了卖铜，买牲口。正好当年生产队死了两匹马，这些铜马是天赐他们的，正好可以死马换活马；第二种是上缴国家，得奖赏，再买马；第三种意见比较折中，主张既不卖铜，又不上缴，存在库房，静观其变，过些时候，上级知道了，要拿走，他们就要赏钱；上级不知道，他们就卖铜买牲口。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好，就照这么办。并且定了一条“纪律”：不准走漏风声。
　　“雷台下挖出金马驹子”
　　政府高度重视出土文物详细登记造册
　　就这样，时间已经过去27天了，10月19日的一天，原武威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系原文化馆、电影院队合并单位）分管文物的党寿山，遇到了金羊区政法干事张有先生，他们是“文革”前的老搭档。当张有先生告知“雷台下挖出金马驹子”的传闻后，两人不约而同骑着自行车直奔雷台，想问个究竟。在原新鲜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德喜同志、原新鲜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明会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见到了堆积在库房油箱里的那批珍贵文物。
　　党寿山回忆：“我们喜出望外，与张有先生一一清点了数目，作了详细登记后，要求运送县文物收藏单位——原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收藏保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们私藏这批文物的目的为了啥？就这样白白让你拿走吗？但是，在那个年代，提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批判“金钱第一，物质刺激”；王红上心里想要钱，又不好明言，就是提出来，在那混乱的岁月里到哪里去要这笔钱呢？所以只好采取缓兵之计： “这样吧，既然是贵重文物，社员们挖了一场，召开大会，让大家看看，再送如何？”10月23日，党寿山骑着自行车到10公里以外的金羊区找到张有先生，二人共同又请来公社王德喜副主任和大队革委会主任梁德出面周旋，组长才让保管打开库房，对出土文物详细登记造册后，在金羊区张有、公社王德喜、大队梁德监交，贫下中农代表段云海、郑才、杨兴参加下，由组长王红上向以宣传站代表身份的党寿山作了移交。
　　党寿山说：“文物移交完了，十三队的社员们也围拢在办公室门前，我高举铜奔马，举起武士乘骑、铜轺车，以当时的认识水平，讲述了它们的价值和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政策。”记得当时，广大群众纷纷议论：“只听说挖出了金马驹子，没见过，今天总算开了眼！”
　　文物运送到武威文物收藏地
　　第一站 武威文庙
　　如何把这些文物运送到武威文物收藏地——文庙去，这又成了问题。
　　由于抢救这批重要文物时间紧迫，事先未能作周密安排，在通往文庙的路上，又出现了麻烦。一是出村后没有大道，只能通过弯曲不平的小路，特别是有一条深深的护城河堵在前面，虽然河中早已干枯，但架子车上下很不容易，稍有不慎，就有翻车的危险；况且两位社员，都怀着与组长一样的心情，是迫不得已拉运的，一路上牢骚满腹，一位姓文的社员，扬言要把文物倒入护城河中去。随车同行的党寿山，这时再无人给他撑腰助威，只好忍气吞声，好言相劝，总算拉出护城河走到入城的大道上。二是大道上南来北往的行人多，车上的铜车、铜马赤裸裸地露在外面，半路上又找不到遮盖物，围观的人又多。党寿山赶快让两位社员加快步伐，在大北街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办公地——原县电影院门口停下来，托单位同事照看，自己一方面去库房找来破“四旧”破出的大褂、长袍盖在车上，一方面向宣传站革委会主任杨志远、副主任蒋维明同志作了铜车马移交前后的简要汇报；又通过单位电话，将这重要发现报告省革委会政治部文艺办公室。
　　车上文物包裹好后，围观的人没有了，他们很快就将这批文物拉运到宣传站管理的文庙文昌宫西廊房保管起来。这时候，操心、忙碌了几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才算松了一口气。
　　有人不禁要问：在当时那种形势下，生产队能够把全部文物移交和运送吗？他们没有私分和私藏吗？带着这个问题，党寿山当天下午就向原县革委会政治部黄克诚主任作了汇报，要求继续追缴文物。黄主任很果断，立即决定抽调由政治部干部寇永倬任组长、保卫部干部张义生、宣传站干部党寿山组成的三人工作组，在公社、大队的配合下，赴十三生产队办学习班，继续调查文物出土情况。10月27日到29日，在三天的学习班上，参与盗掘古墓的所有社员，一方面学习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让大家认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如果发现文物，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部门”，“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不得破坏和擅自运往国外”的党的文物保护政策……
　　雷台汉墓出土文物
　　分批移交甘肃省博物馆
　　学习班结束后，省政治部文艺办公室即通知省博物馆派魏怀珩先生来武威调取文物。这是这批文物的第二次移交，原县宣传站、政治部都同意，移交工作非常顺利。因为是文物部门之间的移交，又是移交其中25件文物。
　　这次为什么省上只调25件文物到兰州，魏怀珩先生在接收这25件文物的登记名单上是这样写的：
　　“武威北关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省政治部文办意见：调部分比较完整、造型较好的文物，经省上领导同志及有关同志鉴定后，准备向中央汇报情况，现将运往兰州的部分文物登记名单：
　　铜壶1个，铜俑（坐、立）共3个，铜甑1个，铜盘（方、圆）共2个，铜牛1个，骑马俑4个，铜碟1个，铜钵1个，铜耳环3个，铜马5个，铜车2个，印章1个。
　　以上铜器共计贰拾伍件。
　　同年11月下旬，省博物馆魏怀珩、张学正持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有关这批文物的调运令，来找党寿山。调令开宗明义：
　　武威县革委会：
　　你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发现的一批汉代文物，非常有价值。为了完整的保护这批文物，经研究决定，将这批文物全部调到省博物馆保护，现派省博物馆的同志去接收，请协助为盼。
　　这次上级调运这批文物，县上态度是非常积极的。除宣传站革委会杨志远主任提出要求：其它文物可以全部调走，踏鸟的那匹马能否留下来。而原县革委会领导的态度就非常坚决。拿着调令向县革委会主任姬治国汇报时，他正在主持县革委会常务会议。看过调令后，他不假思索地明确答复：“下级服从上级，同意这批文物全部调省博物馆保护。”
　　一眨眼，半个月时间过去了。魏、张与党寿山一起，整理、清点完所有文物后，办理了交接手续。这是最后一次移交，也是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全部向省博物馆的一次移交。移交名单上是这样写的：
　　武威县革委会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根据省政治部宣传组决定，将武威北关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移交省博物馆保护，现列文物名单如下：
　　……（略）
　　
　　移交文物名单上共列文物除钱币外共189件，其中铜器151件，金器2件，铁器2件，玉器1件，陶器25件，石器5件，琥珀珠3件。连同11月移交的铜器25件，总计向省博物馆移交文物214件。
　　这次文物移交，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文物一件件包装完备后才衬垫、装箱。一切安排妥当，万无一失后，由兰州来汽车将这批文物装载。从此，闻名世界的雷台汉墓文物，告别在这里沉睡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武威，前往兰州去甘肃省博物馆安家落户。

专家名片
　　党寿山 1954年武威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后，先后在武威县文化馆、武威县（市）文管会、博物馆、县文化局从事文化、文物工作，直到退休。曾任文管会专职副主任、博物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2月，被原武威县人民政府树立为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30余年，致力于文物保护修复事业，1993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特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是武威市文化系统唯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09年被评为凉州区建国60周年文化工作者功勋人物。40多年来，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文革”中，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抢救了面临被毁危险的国宝铜奔马和武威文庙、下双寨大庙等一些重要古建筑。 他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论文，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著有《武威文物考述》。